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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福建茶文化介绍

茶文化 2020-07-23 10:21:37 75 0 | 文章出自:问茶叨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中国茶文化糅合佛、儒、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块瑰宝,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和礼仪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

福建茶文化传播上自宋元,下至当代,以南平武夷山、泉州安溪为主要地区。国外,通过陆路向俄罗斯、朝鲜半岛传播;通过海路向欧洲、东南亚、印度、日本传播。国内,东向台湾传播、西向广东传播、北向京津冀传播。福建茶文化的传播年代久远,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下面就由问茶叨来叨一下福建的茶文化:

1、海上丝绸之路,畅销海外

海上茶叶之路开始于宋元时期,在明清时期茶叶开始大量出口,清代开始茶业真正步入兴盛时期,福建安溪乌龙茶大量外销。福建安溪茶叶伴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畅销海外。

《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地区生产加工的茶叶、瓷器与丝绸、酒等,同是海外各地渴望获得的至关重要出口商品。史料记载,在宋代,与安溪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8个,遍及今东南亚、西非、北非等地。明清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清康熙初年,茶叶外销迅速增加,“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

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开展了调查,并采买了两种安溪茶,在他的记录中写到,“安溪茶,广州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据英商的记录:1838—1939年,在广州采购的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4.5万多公斤。

海关史料记载,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英国每年从泉州、厦门一带输入的乌龙茶多达1800吨,最多时曾高达3000吨,而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泉州、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中国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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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陆英国,风靡欧洲

1650年以前,荷兰人完全垄断了“正山小种”红茶的经贸权,但是对于中国武夷的茶叶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是很看好的,在1644年于厦门地区设立了贸易办事处,逐渐开始跟荷兰人在茶叶生意上短兵相接。在1652年至1654年期间,英国和荷兰两国终于兵戎相见,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1665年至1667处爆发了第二次英荷之战,最后英国再度获胜,荷兰人无奈只能放弃茶叶贸易。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从此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从福建厦门收购武夷茶,由此大量的“正山小种”红茶开始输入欧洲市场。

在旧中国,货币的流通还是比白银为主。由于正山小种红茶大量的出口,造成了英国白银资源大量流失。因此英国为了弥补这个局势,让东印度公司派遣间谍潜入到中国武夷山桐木,企图盗取茶叶物种资源。。其间以“罗伯特·福钧”为代表,(此人在武夷山进行物种资源的窃取《参考消息》及电视剧均有记载)。他潜伏在武夷山时,入住到乡村,借机与当地茶农交流,研究做茶的工艺。最后在他离开武夷山的时候带走了一大批的茶叶种植的资源以及做茶的师傅。此后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开始大肆的进行茶叶的种植和加工红茶,才有了后来的四大红茶印度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及斯里兰卡高地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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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闽台茶缘、源远流长

台湾茶业以生产乌龙茶为主。现有栽培的茶树品种,除适制红茶的阿萨姆种引自印度与近代台湾新选育的台茶1——17号外,其余品种均来自福建。据1918年《台湾通史》记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有柯朝者,归自福建,始以武夷之茶植于桀鱼坑(今台北县瑞芳镇),发育甚佳,继以茶籽二斗播之,收成亦丰,遂互相传植”。这就是文山包种茶名闻遐迩的开端。

“清咸丰五年(1855年),福建省城举行乡试,台湾南投鹿谷乡初乡村有一书生林凤池,意欲赴考,却因缺资而难于成行。宗亲林三显慷慨解囊助之。林凤池中举后为扱答宗亲资助之恩,决意专程到武夷山将武夷岩茶种苗带回家乡种植。到了天心岩永乐禅寺说明来意,住持送他36株茶苗,并嘱其细心培育,分裁广植回乡后分给乡亲种植于冻顶山,生长旺盛。即为冻顶乌龙茶之起源。以后几经发展,终于成为驰名于世的冻顶茶。”

据《中国乌龙茶》记载:“1865年,英国商人德克莱在台湾开设德记洋行,深知茶叶有利可图,就雇人到安溪购买茶苖,并以贷款方式鼓励农民种植和采制,茶叶收成以后,全部收购,然后运往海外销售。这是闽茶传入台湾的另一记述”。1990年,经闽台两岸专家考证,位于福建建瓯东峰镇的一片矮脚乌龙品种百年老茶园,与台湾适制乌龙茶的当家品种青心乌龙属同一变种,从而为台湾青心乌龙乃由福建引入之有力证据。福建学者还认定了台湾的香橼、皋如茶源自福建的绿芽佛手、红芽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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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港台茶事》记载:台湾木栅铁观音,系木栅人张迺妙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回安溪老家探亲,尝到“一啜三日夸”的铁观音茶,十分赞赏,遂向亲友索取12株纯正铁观音茶苗,携回台湾住地台北木栅,在屋后石崖缝间的土台上种植。第二次引种,大约在20世纪初,张廼妙受政府委派,以当时政府茶师身份到福建安溪正式购买铣观音茶苗1000株,种植于木栅樟湖山(即今南山)。经张氏多年的推广和鼓励,逐步发展成木栅铁观音茶区。

台湾植茶、制茶的茶农,大部分是由福建安溪等地移民去的。据《安溪县志》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安溪乡民开始陆续入垦台湾。至清代,安溪乡民大量迁入台湾。进入台湾的安溪移民经历代繁衍生息,至1990年,人口已达200多万人,占台湾人口总数十分之一强。安溪人移民到哪里就把植茶、制茶工艺传播到哪里。台湾乌龙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台湾早期的制茶技术都是聘请福建的制茶师傅来台传授。据林馥泉的《乌龙茶及包种茶制造学》记载:包种茶是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由福建泉州府安溪人士王义程所创制,并由其在台北县茶区倡导及传授制法。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福建安溪人王水锦、魏静两人到台湾,在台北县七星区南港大坑开垦茶园,从事包种茶制造,并将技术传授乡人。台湾日治时期,他俩选择南港为包种茶产制研究中心,于1920年起担任讲师,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包种茶产制讲习会,各茶区派人参加学习。王、魏俩人对台湾包种茶产制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作出贡献。其时,还聘安溪人张迺妙为“巡回大师”,任职10年,四赴武夷、安溪觅寻茶叶采制技术,对包种茶、乌龙茶采制技术进行改良和推广,取得良好效果。民国5年(1916年),荣获台湾总督颁发的“特等金牌奖”。

乌龙茶的精制加工,同样是聘请福建的制茶师傅。清同治七年(1868年),都德洋行于台北板桥设立了乌龙茶精制厂,由厦门聘请茶师到台湾进行精制加工,开创台湾乌龙茶就地精制加工与直接出口的先河。清光绪初年(1875年),由福建福州引进茉莉花苗木,栽植于台北市近郊。这是台湾栽植茉莉花之始。清光绪七年(1881年),台湾乌龙茶出口受国际茶叶不景气的影响,茶叶生产陷于困境。当时台北茶商便将台北大稻埕一带积压的乌龙茶,运往福州,以茉莉花加以窨制,称之为“花香茶”。此为台湾窨制花茶之始。以后包种茶窨花就以当地栽培的茉莉花作为窨制包种花香茶之花源。

4、山水武夷、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的起点 200多年前,山西晋商发现,驻守在中俄买卖城恰克图的俄罗斯茶叶采购商,特别关注来自一个叫崇安(今武夷山)地方的茶叶,晋商常氏抓住这一商机,携资金南下,来到武夷山下,收购到让俄商最满意的武夷岩茶。从此,万里茶道起点的坐标定位在了武夷山。晋商南来北往的脚步也踏出了一条贯通中国南北的茶叶商贸之路,万里茶道由此产生。

茶商在崇安下梅茶市购得武夷茶,经梅溪运至崇安城后,沿闽赣古驿道西北行,茶货由脚夫挑运,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到达江西沿山县的河口镇。经打包装船之后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茶船进入长江,溯江而上到达武昌,然后转入汉水至襄樊,进入河南社旗后,转入山西境内,抵潞安,进入晋中地区的祁县、榆次等地。经一番补给,又出张家口,抵归化城,靠驼队运送茶叶,越大青山,沿着张库大道行进,往草原深处伊林驿站休整,抵达库伦,继续前行到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

这条承载着武夷茶叶贸易的万里茶道,在经历了150多年的商贸互动后,不断得以拓展、延伸,向中国长江两岸的产茶区、边疆茶区辐射。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长江水路受阻,两湖的茶叶生产大量向汉口靠拢,这给南下武夷山收购茶叶面临困境的晋商,带来了生机。他们把收购茶叶的目标折向两湖,在安化、羊楼洞、武汉重新开辟茶叶供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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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清初早期茶市在星村古镇,受东印度公司采购武夷红茶的影响,星村茶市主要经营来自九曲溪流域的红茶。稍后,下梅茶市形成,集中了武夷山东南片区茶区的茶叶,南树村清代茶商李有贵至今还保存着与下梅邹氏茶商合作经营武夷茶的人文遗存。下梅邹氏合作贸易一个多世纪的晋商常氏,因太平军战乱突然失联,偏居一隅的武夷山茶商邹氏茫然不知所措。邹氏茶商在退出了称雄100多年的“南茶北销”之列后,一个机遇又让他们收回“失地”。

《邹氏家谱》记载,茶商邹茂章后人加入口岸营销的行列,其侄邹栋在嘉庆年间担任澳门军民同知时,就积极引领族商参与海上茶叶贸易。其时鸦片战争清军失败,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定《南京条约》,清政府不得不向八国联军开放口岸。五口通商引来大批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大量采购中国茶叶,茶叶贸易从此在广州、厦门、泉州、福州、宁波、杭州等口岸展开。武夷山茶商立即掉转贸易方向,组织大量茶货纷纷向口岸涌去。他们从陆运了100多年的商贸体制中走出来,完成了与荷兰、比利时、英国、印度、瑞典等国茶叶商贸公司的磨合。

这正如民国《崇安县新志》中记载的:“康熙五年(1666),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又康熙十九年(1680),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福州通商后,西客遂衰,而下府(指福州一带)、广(广东)、潮(潮州)三帮继之而起。”由此,在福建沿海的港口城市再次产生了以销售贸易闽茶为主的海上茶叶之路,当然,这些海上之路的茶叶贸易已远远超过当年与晋商进行陆上茶叶之路贸易的规模。清代的康乾盛世到民国时期的式微,武夷山在三个多世纪以来都一直担当着陆上茶叶之路起点和海上茶叶之路起点的角色。特别是星村、下梅、赤石、崇安水东渡、西路四渡,承载了万里茶路起点形成的发展经历。武夷山茶叶在中外茶商无数次的陆转水浮贸易中,开辟万里茶道,发挥了万里茶道起点的重要作用。

5、闽茶精品、潮汕工夫

《潮嘉风月记》中说:“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及瓷盘各一,唯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先将泉水贮罐,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后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由此可见,到了清代,潮汕工夫茶已十分普遍,且程序已经同现代工夫茶程式十分相似了。据《潮州府志》载:“粤素不产茶,所给皆闽产”。这里的闽茶,主要指安溪的铁观音。潮汕地区的人对乌龙茶特别钟情,早期潮汕工夫茶只泡安溪乌龙茶,投茶量大,滋味浓厚。当地素有”安溪人做茶 ,潮汕人喝茶”的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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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音神韵、神州共享

2005年6月,由安溪县委、县政府组织实施的,旨在落实“茶业富民”发展战略”的“安溪铁观音神州行”正式启动。先后组织涉茶部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等中央、省、市10多家媒体的特派记者联合组成考察交流采风团,举行“安溪铁观音神州行”南线行、北线行、中线行和东北行、西部行活动。分别对汕头、广 州、深圳、长沙、北京、济南、西安、成 都、武汉、上海、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10多个城市进行采风。重点是考察国内各地茶市的运行和走向,调查了解国内各地消费者对安溪铁观音的知晓率、满意率,加强与国内各地茶叶界、新闻界、企业界的合作与交流。展示安溪铁观音 品牌形象,拓展安溪茶叶对外销售市场。活动期间,邀请专家讲解安溪铁观音知识、保健功效和泡饮方法,现场接受茶友咨询,并举行品茗赏艺会,让与会嘉宾品评2007年春季安溪铁观音茶王赛获奖茶样,观赏安溪茶艺、茶歌、茶舞表演,观看30集电视连续剧《铁观音传奇》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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